2012年2月7日 星期二

誰的東亞城市?從郭恩慈的《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談起

黃宗儀、賴彥甫(2012)。誰的東亞城市?從郭恩慈的《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談起。台灣建築,197,96-98。

近年來,人們對全球化一詞已不再感到陌生,從早年的學術發表到教科書,乃至現今隨處可見的報章雜誌電視新聞,全球化儼然成為當代人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流行語彙。然而,全球化這一概念的意涵為何?它僅是日常生活中的麥當勞與肯德基?IKEA 與Zara?對城市居民而言,全球化的具體形式與作用力究竟為何?當政府或企業高舉全球化大旗擁抱地球村、歡呼新全球時代的勝利,並依此訴諸全球化的發展大行城市重建時,我們又該如何以批判的視角來看待全球化現象?對於以上問題,郭恩慈在《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一書聚焦三座東亞大城的文化、全球化、資本主義、都市空間規畫與日常生活的複雜交織,提供了具體的思考路徑。


  本書結構工整,共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與亨利‧列菲伏爾 (Henri Lefebvre) 對資本主義與日常生活所提出的理論為基礎,論述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運作過程中,都市空間如何隨之調整。在如此劇烈變動的都市環境中,資本主義又如何與消費主義謀合,使全球經濟空間大舉侵吞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根據上述理論架構,作者在第二部分依序檢視東京、香港和上海近年的都市發展,探討幾個重要議題,包括:文化被資本主義挪用,而成為一種僅具商品消費意義的空洞符碼、都市空間雙元極化所導致的發展危機、全球城市概念的界定以及發展論述隱藏的東、西方權力不均等等。最後,作者在第三部分重新將三個東亞城市置入全球化的脈絡中與理論對話,為此書做結。

   郭恩慈在第一個部分為全書作了相當完整的理論鋪陳,架構清楚、文字簡潔明快。在這一章中,郭主要耙梳的理論對象為當代提出重要空間理論的學者列菲伏爾與哈維。在進入兩人的理論之前,郭先引述薩斯奇亞‧薩森 (Saskia Sassen) 的概念指出,當代都市發展在全球化的架構底下,都市環境亦隨城市裡出現的專業人士調整與變化,例如佔地廣大的休閒娛樂設施,排擠了原本居民的生活空間,造成當代全球都市空間的權力不均等關係。接著,作者耙梳哈維的理論,解釋資本主義、消費主義與都市空間之間的關係,亦即資本成為驅動空間的組織、生產、再組織與再生產的力量,資本的流動、積累和增長,皆構成全球化與都市化的重要動能。哈維認為,全球化可理解為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地理空間的變化形態是為因應資本積累過程中所產生的內部危機,資本得透過空間的向外擴張、降低成本、開發新興市場以消解危機。在此過程中,地理空間亦在不同尺度如洲際、國家、都市乃至個人身體等隨之重構,進而生產出資本主義的空間形式,並產生空間分化,如階級與空間極化的雙元城市。而個人的身體亦在這一過程中,承載資本主義的文化形式,成為勞動的身體。作者引用哈維的理論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如何透過空間而運作,因資本主義而起的空間重整的結構力量,又如何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造成衝擊。

   延續哈維的論點,郭恩慈再引用列菲伏爾的論述,從消費層面強調大眾媒體與資本主義對個人日常生活的徹底進犯,即便下班閒暇時間皆無法為個人主導與控制。列菲伏爾認為,資本主義運作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廣告透過電視、電腦與收音機等媒體所中介的日常環境打造消費的文化範型,驅使人們消費。亦即,廣告與媒體重新組織了人們的生活。就都市、文化與消費的面向來說,作者指出,當代城市將文化作為一種包裝手段,大致上可見兩個常見策略:一是將本土歷史與日常文化美感化,二是以精緻文化作為包裝,提高某個區域或某個空間的「層次」而獲得更高的價值。也就是說,文化是門好生意,資本主義以消費主義的形式現身,不僅成為日常生活的文化範型,亦成為抬高空間「層次」以獲取更高利益的手段。

   透過上述理論架構,本書在第二到第四部分,分述東京、香港與上海的當代都市發展、空間規劃與大眾日常生活產生經驗斷裂的數個研究案例。這些案例試圖呈現全球化時代下資本主義重整都市空間的力量,以及居民的反思與回應。這部分可說是本書最有趣也最具啟發性之處。

   在東京的部份,郭恩慈引六本木新城與神樂坂町營造為例,說明六本木新城這一眾所矚目的城市重建區,其空間建構過程是資本主義、消費主義與作為發展策略的文化三者交織形成的商業空間。在這個多功能的複合空間裡,有高雅的設計並以知名的藝術品作為賣點。然而,六本木新城內連同公共空間的所有空間,其本質皆為消費空間,僅供付費者使用。因此郭明言這個案例讓我們看到「城市最後也不過是一個超巨型商場」。 (頁123) 相較六本木新城,郭再以神樂坂町營造的案例對比,居民以神樂坂地區豐厚的歷史、生活記憶與文化資源等所形成的空間意識,積極組織團體,規劃社區活動,成為有效抵抗資本主義的重要力量。她認為神樂坂町營造運動的獨特之處,在於居民的訴求並非爭取地區管制的政治參與權或純粹保存生活區域,而是為保護及延續當地的歷史與文化景觀。

   在香港的部分,郭恩慈在引言時即以其在地視角指出,香港的發展已成為明顯的「雙元城市」,空間與階級上的極化引發社會危機。她在〈社區營造還是社群主義〉一章中,檢視灣仔地區保育一案,雖然進行重建並追溯地方歷史以避免去脈絡化的危機,但取徑地方、保留老建物的文化行銷手段,卻將灣仔打造成一處中產階級品位的「灣仔文化」區。郭並以喜帖街 (利東街) 的經驗為例,2007年面臨拆除重整的喜帖街,吸引了具有文化詮釋權人士,亦即哈維所言之文化大眾 (cultural mass),以喜帖街之文化價值及「保留比另建新樓房更具價值」等論述,結合當代城市強調以文化做為行銷包裝的風潮,成功阻止了喜帖街的拆除工作。在此,郭引用哈維的說法指出,這種以共同社群和緊密的社會網絡所延伸出來的地方建構而成的「幻境社區」,其本質是危險的,即可能形成政治勢力並造成社群空間的排除作用。 (頁192-195) 另外,郭又引雪倫‧魯金 (Sharon Zukin) 的說法,強調喜帖街的文化論述建構,相似魯金所描述的迪士尼,被建構為世外桃源、化外之地。如此的空間意象是由握有文化論述權之人士所主導,這群「文化大眾」以其意識加諸於空間之上,以文化論述保存了可能不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物,並將地方轉為「有文化」的空間。雖然這種文化建構而成的社區順利阻擋了拆遷案,卻也迎合了當代以文化行銷城市的主流操作方式。郭恩慈認為深究此脈絡可以發現,政府、建商與握有文化論述權的人士等,彼此可能是同謀關係,而非死敵。她對此提出批判,指出喜帖街的保存案例實際上並非對仕紳化 (gentrification) 有深刻的反省,其採用文化論述策略的保存與建構手段,反而可能使整個社區空間更徹底的商品化。

  香港的第二個案例是屯門公園因長者歌舞活動而延伸出的系列爭議,郭恩慈分析草根階級居民如何以歌舞參與城市空間製造的過程,並與政府形成對抗。作者以這個案例提出批評,認為香港政府重經濟成長重發展,其由上至下的城市治理術,仍以監控和規範為主要手段,無視小市民的生活空間的品質與開放性,隱含社會對草根階級與長者之刻板印象。郭指出,這些多為年老長者的草根階級居民,每日到公園載歌載舞、尋求免費娛樂,事實上是回應了都市空間發展所映照的日常生活範型,幾乎已無草根階級居民可容身之處。郭批評,雖然政府持續透過空間規劃 (如增加路障或去除長桌使樂器無擺放之處) 對公園施行「淨化」,乍看是要解決屯門公園的「噪音」問題,其實更意圖淨化的是老人活動中可能有從事性產業的中年婦女表演歌舞、「敗壞風俗」。針對政府的治理,郭指出其中的弔詭──這群年老長者透過身體舞動展現高度活力的表現,不正是當代全球所標榜的「活躍高齡」的生活價值嗎? (頁239)

  郭恩慈在上海的兩個篇章中討論上海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的發展進程與反思。〈歷史與藝術的商品化〉一文探討「老上海」如何成為當代上海城的發展策略與資源。郭指出,上海的歷史建物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僅剩空殼樣貌而無實質意義,如上海新天地,上海成了販賣最新穎的懷舊之地。諷刺的是,那些去脈絡化的歷史空間似乎能吸引遊客觀覽並以此認識上海,真正留存上海歷史的多倫路即便經過打造與留存,卻不如上海新天地那般受歡迎程度。郭在此問道:「城市藉由懷舊論述所營造出來的空間,究竟是要紀念些什麼?」 (頁281) 〈從上海到全球化〉一文,則檢視上海被視為一座全球城市背後所彰顯出來的東西方學者的論述差異,並藉由這組差異來批判「西方標準」的強勢界定,並嘗試以中國觀點來觀照上海以國家整體為策略的發展思維。

  綜觀全書,作者藉由東京、香港與上海等三座都市的經驗案例,約略依循哈維與列菲伏爾所主導的兩條理論軸線進行論述,一是資本主義所主導的空間生產,另一為城市住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回應。郭透過亞洲三大城市發展案例,讓我們看見東亞城市裡全球資本主義運作的具體形式與結果。然而,書中仍有些論點值得更進一步思考與補充。其一,本書名為「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應是著重於「東亞城市」的特殊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作者的眾多篇章可能是要回應或反駁羅溫 (Peter G. Rowe) 所認為的「東亞城市的現代化只為狹窄的經濟『增長主義』所主導…而西方先進城市所經驗到的公民社會、集體參與力量…並未在東亞城市出現或只是剛起步…」。 (頁19) 但僅以東亞大城之案例回應羅溫的論點,是否便足以回應東亞城市在全球化脈絡下的特殊之處?大量引述哈維等理論家所提出之理論,並以此分析東亞城市,雖然有助於批判地思考城市空間的生產,但也隱約指涉東亞城市的空間生產與西方經驗的類同。但事實上,有別於西方都市的發展進程,近幾年東亞地區的國家在全球競逐的背景下,常見以政府所主導的力量推動諸多建設和措施。因此我們要問,同樣在本書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政府單位,究竟與西方城市發展的經驗有何差異?這應是值得深究的東亞經驗。

  再者,作者雖以神樂坂的案例提出一個可供對抗資本主義強大力量的參考範例,但似乎僅適用於具有豐厚歷史文化基礎的地區。那些無法以豐厚歷史文化基礎凝聚民眾抵抗意識的地區,若遇到相同狀況,又該如何面對強勢的政府與資本力量?以台北的華光社區為例,當社區的歷史文化難以轉換為有利可圖的文化資源時,是否只能任憑政府拆遷?在此,有關文化資源的討論,延伸出重要的思考方向:究竟文化保存運動與資本主導的發展主義的關連為何?豐厚的文化資源是否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獲取更大利益的籌碼?當代許多社區常借用地方的歷史與文化力作為保存運動訴求核心,究竟保存了什麼?侷限又是什麼?

  有趣的是,相對郭所讚賞的神樂坂案例,她對香港利東街的成功保存反而多所質疑。她批判當代許多社區打文化旗幟所進行的市街保育,認為其可能被大行文化行銷的城市發展論述所收編,而使空間更徹底地商品化。在利東街的案例中,郭指出主導保存這條喜帖街的人士將其建構為世外桃源,是香港難得的守望相助樸實市街。可惜作者並沒有準確說明如此的建構與城市發展論述共謀的關連,因此難以說服讀者利東街的保存印證了尼爾‧史密斯 (Neil Smith) 所言,是一批「有文化的中產階級憑他/她們的想法,往往將沒有什麼歷史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加上了重重文化歷史意義…」? (頁201) 或者喜帖街的文化論述策略保存的只是「沒有歷史價值的建物」? (頁201-202)

  最後,郭在〈從上海到全球化〉一文中檢視東、西方學者如何看待上海與全球城市之間的關係,認為上海是否為一座全球城市的討論約略成形於2000年之後,並非如現有研究文獻 (黃宗儀,2004) 所指稱,在2000年之前已有跡象。然而,對比現有研究文獻,上海城市空間發展值得批判的重點,可能不在於上海是否已符合全球城市的標準,而是中國政府以西方全球城市為藍圖,極力將上海打造為全球城市,亦即,重點在於上海「邁向」全球城市的過程中所映照出的西方全球城市的樣貌以及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新自由主義所帶動的都市空間重整如何侵吞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

  總體而言,本書選取的案例都有相當的代表性,且論述脈絡清楚,沒有複雜難懂的理論,文字平易近人,可讀性高。回顧書中勾勒的東亞城市的空間生產,這些現象對台灣讀者來說亦不陌生。以台北市與新北市來說,近年來,兩者皆投身全球城市競逐行列,主打都市更新政策。資本邏輯在都市空間中的運作結果是壓迫相對弱勢的居民,造成驅離或無住屋等問題,例如三鶯部落、溪州部落、華光社區與紹興社區等迫遷事件。換言之,本書對打造全球城市過程所引發的仕紳化、空間排除與階級分化等問題,提供了參照的鏡相,讓身處東亞城市的我們能以批判的視角,省思以全球化為名的發展進程與自身日常生活之間的緊密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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