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0日 星期五

當地理研究生遇上G Star的Asia Pop(複雜版)

這篇文章部份內容改寫自我甫通過口試的碩論初稿。由於我試圖在這篇文章中說明我如何用地理學的概念來分析夜店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引用研究文獻來鋪陳概念。也因為這些文獻來自酷兒地理學以及非再現理論的脈絡,因此這篇文章會出現一些比較少在台灣看到的概念。為了避免理論怪獸造成讀者們閱讀上的障礙並降低對我的研究問題的興趣,我盡力以比較白話的方式來引介概念,且刻意淡化部份行文應有的思辨過程。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我能夠讓閱讀這篇文章的朋友們比較輕易地瞭解地理學究竟有何思想資源能用來處理夜店的音樂與性/別文化議題。


這跟地理有什麼關係?
  當主編萬宗綸邀我把剛完成的碩論寫成一篇短文投稿《地理眼》的時候,我直覺得這是一個艱鉅的挑戰,畢竟千頭萬緒實在難以用隻字片語一文道盡。在我收到邀請的隔天,我與其中一位報導人約在師大附近的咖啡店見面,聊聊近況並分享我順利通過口試的喜悅。這位報導人名叫哆啦(圖1),是我最主要的報導人阿蛋幫忙引介認識的。哆啦大有來頭,他曾是前幾年台灣最瘋韓流的時候趁勢而起的「彩虹時代」團員之一。我的研究關心的是那些在同志夜店G Star中模仿韓流女星跳MV舞進而被視作不可慾望的C妹(娘娘腔男同志)夜店客,他們在夜店裡展演Asia Pop的音樂經驗及「C/娘」同性戀性 (homosexualities) 建構的動態關係。因此,常出入G Star並常有機會上台跳舞的哆啦便成為我的研究對象之一。哆啦與我相識已有一段時間,在最近一年中也有過幾次訪談,但直到最近一次見面,他仍舊向我問起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曾問過的問題:「你到底是念什麼的啊?」這問題令人傷心,我傷心的是我們都認識這麼久了而他還是不知道我念的是什麼。傷心的同時,我也開始好奇,我在這些知道自己正在被我研究的C妹們的眼中究竟是什麼?可能是個對奇怪議題感到興趣的研究生?或者是個對C妹有所偏好的研究生?當然,也可能是個C妹?不過無論如何,「從事地理研究的研究生」絕對不會是個選項。

(圖1)哆啦曾是「彩虹時代」一員,現專職從事舞蹈教學與表演工作。
資料來源:康熙來了 2010-07-05 彩虹時代上全台另類舞蹈大集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2Q5iki4gM

  事實上,不只有哆啦問我念什麼,其他報導人也問過類似的問題,例如:「gay在夜店MV舞和地理有什麼關係?當我碰到這類問題的時候,我知道他們心裡應該是在想說我如果是念社會學的研究生的話還比較說得過去。我無數次猜想他們內心小劇場的台詞可能是:「嗯?地理學?地理學家不是應該出現在杳無人跡的山林荒地裡的卡其色生物嗎?怎麼會在同志夜店裡看到野生又謎樣的地理學家呢?」對於這些常常充斥在我耳朵裡嗡嗡嗡叫的疑問,我任憑它們融入當下嘈雜的音樂聲響之中,畢竟在夜店這個要放鬆玩樂的場合裡不適合上地理課,而我想他們可能也只是不知道要和我說什麼便隨口問起了這個問題,並沒有要大聊特聊的意思,而且更重要的是,滿口滔滔何謂地理的研究生可是有被他們當成怪咖的風險,所以我便搪塞了一個煞有其事的簡單回應:「因為夜店是個空間,而地理就是一門處理空間的學問,所以我才會在這裡呀!」當我說出這句話之後,朋友們通常會很配合地表現出恍然大悟的樣子,然後有默契地讓這個問題領便當去。雖然我的回答就飲酒作樂的場合來說蠻得體的,不過卻留下了不小的後遺症,那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我這性/別研究到底和地理有什麼關係。這讓我覺得,我好像不是一個盡責的研究生。其實,我心裡很清楚,我給的答案是典型的空間作為一種承載事物的容器觀點。我這麼做是因為這種觀點很好理解,因為如果沒有空間,那我們就不可能存在,但它卻沒辦法說明空間究竟與人們的文化活動之間的關聯性究竟為何,以至於實際的我在他們生活中的面目相當模糊:他們知道我在研究他們,可能還知道我研究的是他們的跳舞經驗,不過卻沒辦法掌握我的發問為何,也不知道我是誰,以及我為什麼在這裡。
  報導人們究竟需不需要掌握研究者的研究發問,這是個相當值得討論的問題,不過我打算讓這個問題擱置在這裡,轉而去思考我因為他們的「記不得」而感到受傷的經驗。我覺得我有必要好好正視這個令人覺得傷心的經驗,因為它是個我在做田野的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感受。於是我想,與其在這裡把碩論濃縮改寫成短文,倒不如簡要地回應這個問題:「我為什麼在這裡?」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很多種可能,但如果我們執意地要把它給放在地理學的脈絡中來作答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進一步改寫成這樣:「地理學如何介入同志夜店的跳舞文化與性/別研究?

我的分析視角:酷兒地理學
  對於上述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先從一個比較大的脈絡切入,將地理學從事性/別研究的發展狀況給勾勒出來,然後再看看地理學家究竟有什麼樣的理論工具能夠用以探討夜店的性/別議題,藉此回應我的報導人們心中常存的疑惑。
  地理學之所以在台灣很難和性/別文化連想在一起,主要癥結在於台灣地理學界對於性別 (gender) 與性/別 (sexualities) 議題相對不重視,再加上台灣社會一般所理解的地理學著眼於對地方的認識,因此我們通常很難把性/別研究與地理學連想在一起,但事實上地理學對於性/別研究的關注至少可以說是從90年代就有所發展了。在80年代初期,地理學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發展,開始有一群地理學者探討性別議題,力圖揭露空間中隱藏的性別不平等關係。到了90年代,有些學者如Gillian Rose (1993) 甚至對地理學以男性為中心的知識生產狀況提出深刻的批評。於此同時,地理學受到剛開始發展的酷兒理論的影響,尤其是在Judith Butler (1990) 提出性別操演理論之後,地理學也逐步發展出一支旨在探討性/別議題的次領域「酷兒地理學」,例如檢視空間如何形塑異性戀與同性戀之間的權力關係等。這邊所說的酷兒,不只是指涉對性少數如LGBT的關懷,更是一種對任何被視為具有本質的性提出質疑的思考視角。
  上面說的性別和性/別其實是兩個相當不同的兩個概念。基本上,前者認為人的性別是根據既有身體的生理性而去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但後者則認為人的生理性本身也是被建構出來的,也就是說性別其實是更廣泛的性的建構的一部份。兩者差異的關鍵在於各自對身體具有的生理性徵在認識論上有不同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前者認為身體的性徵是與生俱來的本質物,但後者則認為身體乃是一人們藉由重複徵引論述進而確立其本體的建構物,亦即認為身體的性徵本身是社會性的,乃是透過體現的社會實踐 (embodied social practice) 所構成的建構物。
  酷兒地理學對於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批評,便是奠基在上述差異之上。這個批評牽涉兩者看待身份政治的視角差異。對女性主義地理學來說,由於性別身份乃是基植於既定的身體基礎,因此其所界定的身份亦是一穩固的建構物;但對於酷兒地裡學來說,由於性/別身份乃是主體藉由體現的社會實踐所形塑的,因此其認知的身份乃是一具有流動可能性的建構物。換句話說,即使主體身作生理男性,但其性別身份不是只有男性的可能而已,還可能是同性戀或雙性戀等型態。Binne (1997) 即曾對Rose所闡述的性別政治進行批評,認為其著作《女性主義與地理學》雖批判性地檢視了地理學知識生產過程所反映出來的男性與女性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但其所探討的男性似乎流於本質論的傾向,進而忽略了其中有各種差異存在的可能,例如同性戀 (p. 226-227)
  酷兒地理學針對人們生活周遭無所不在的性進行討論,並指出地理在促成性的權力關係上佔有重要地位。Johnston & Longhurst (2010) 在其簡介性/別的地理學研究這個學科次領域時指出:「地方與性/別是相互建構的。性/別對於人們的生活以及與空間互動的方式有很深刻的影響。而空間與地方也會影響人們的性/別 (p. 3) 。」舉凡從旅館、公園、健身房、百貨公司、紅燈區、夜店、酒吧、海灘乃至於我們的日常居家等,這些地方都涉及了性的建構。例如,有些住宅區相當排斥娼妓文化,便透過行動將娼妓驅逐至到居家空間之外。在這個驅逐的過程中,空間便成為形塑一種好的異性戀性和壞的異性戀性的重要手段。不僅如此,這個過程也說明了一般在性少數研究中被預設為單一且具壓迫性的異性戀性其實也存在著異質性 (Hubbard, 2008: 646)
  我的碩論即取徑於酷兒地理學的觀點來探討G StarAsia Pop及參與其中的夜店客們的性/別身份的建構過程。G Star這間同志夜店以其Asia Pop聞名(照片1)。Asia Pop是以中、韓文舞曲組成的音樂節目,其中又以女子團體或女歌手的作品為主。當G Star開始播放Asia Pop之後,有些夜店客便會站到台上去模仿女星跳MV舞[1]。由於Asia Pop基本上是一種女舞文化,因此那些在台上模仿女星扭腰擺臀的夜店客們的身體即是藉由實踐而被性化的身體 (sexed body) ,並進一步被男同志圈認知為C妹。C妹踰越了當前圈內認為「男同志應該要有男人樣」的性別規範,所以「她」成了圈內普遍不喜歡的男同志類型。這種展演陰柔氣質的男同志在性別身份上所遭受的批評,同時也牽涉了對其性/別身份的評價,例如一般認為C妹乃是在圈內情慾配置中位處邊緣的性別主體。而G Star這間夜店,也因為Asia Pop而被視為一間「妹妹店」。這樣的認知使得某些常常出入G Star的夜店客,在台北地區中以同志消費空間為基礎所劃分的社群中,被歸類為G Star幫。在我的田野調查中,有些夜店客提及G Star幫和東區幫的分類。他們認為,G Star和西門紅樓在客群上的類型是比較像的,而東區一帶如AbrazoPark等酒吧的客群屬另一種類型。對他們來說,東區幫比G Star幫還要高級、有格調。在他們平常的玩笑話中,如果有人被歸類為G Star幫的,便意謂著其在同志身份的類型上是屬於比較低劣的款式。有趣的是,就實際的地理位置而言,G Star其實位於東區,但因為受到男同志的性/別身份建構的影響所致,該店便被劃分在地理的東區之外,並同時具有對出入其中的夜店客們賦予性階序意涵的作用。也就是說,這些夜店客的性/別身份的生成乃是藉由空間的(再)生產所中介的,並且從中再生產出具異質性的不同位階意涵的同性戀性。

(照片1G StarAsia Pop實況(攝於2012年秋天)

我的理論工具:非再現理論
  透過剛剛的回顧和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地理學的確有相關的思想資源可供汲取,不過我們究竟有什麼樣的理論工具可以用來分析夜店客們跳MV舞的音樂經驗與連帶的性/別政治呢?我認為,Qian Hui Tan (2013) 在探討新加坡(異性戀)夜店的性/別文化所提出的「情感的異性戀性」 (affective heterosexualities) 是相當適切的理論工具。由於我的研究場域是同志夜店,因此我把Tan的概念轉寫為「情感的同性戀性」 (affective homosexualities) 。在引介這個概念之前,我必須先簡單交代一下其背後所仰賴的哲學基礎。
  「情感的同性戀性」的哲學基礎是地理學的非再現理論。非再現理論約出現於1990年代中期,由英國地理學者Nigel Thrift所提出,主要是反省新文化地理學於8090年代取徑社會建構論以再現分析作為認識世界的方法論所造成的問題。由於再現分析預設了文本外於生活經驗與物質性而存在 (Thrift, 1996: 4) ,且指認文本才是實在的世界,另外也預設了象徵秩序與該秩序如何被實現的特定情境間的分離,傾向認為行動 (action) 存在於意識與象徵系統之中,使得行動所基植的身體變成意義銘刻於其上的客體,而不認為行動的意義即湧現於身體、慣習與實踐的過程中 (Anderson & Harrison, 2010: 5) 。為回應上述取徑再現的方法論乃至認識論問題,Thrift & Dewsbury (2000) 倡議地理學應以實踐為本體的操演概念作為認識論。非再現理論關注於生活的意義如何在置身於脈絡之實踐技藝、體現行動、情感情緒等過程中非預期地成形,而不是認為總有個最終的意義埋藏於再現中等著被我們發掘 (Lorimer, 2005: 84) 。也就是說,透過實踐,非再現理論關切的是人們一次又一次的行動如何持續性地創造世界,而不是在再現中探索真實的世界究竟為何 (Thrift, 1997: 126) 。在如此視野下,世界是一個處於事件承接事件中永不止息的流變 (becoming) 過程,而不是一個已然完成的閉鎖系統。
  非再現理論的出現,其實與酷兒地理學的發展脈絡有關。非再現理論相當強調實踐觀,其認為事物的本體乃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暫時性的確立。這樣的觀點部份啟發自Judith Butler對於操演 (performativity) 的討論 (Binnie, 2007: 31) 。而操演的實踐觀也同樣可以在酷兒地理學中看到。不過我必須要特別提醒的是,Butler談的操演和Thrift在其非再現理論中所說的操演有概念上的差異,並不能將它們同等而語(可參考Thrift & Dewsbury, 2000)。至於兩者的差異為何,這必須另文處理,我不再繼續說明。而我也要在這裡特別指出來的是,雖然我提及兩者有脈絡上的連結之處,但這並不構成我取徑非再現理論的必要條件。我之所以取徑非再現理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所研究的對象乃是一音樂活動。受到民族音樂學的啟發,我認為音樂是人們透過實踐所得到的經驗,這樣的經驗包括可以言說以及不能言說的部份。不僅如此,在我做田野的過程中,我還注意到人們從事音樂活動的時候,其身份認同其實是處於流變的狀態。基於以上兩個理由,我認為非再現理論是相當適合用來當作我的理論工具的。而且促成我下這樣判斷的兩個充份條件是,Thrift在發展非再現理論的過程中,便常以舞蹈為例來說明其理論內涵(可參考Thrift, 1997);而以音樂為題的文化地理研究也在最近幾年轉向非再現理論,從過去認為音樂乃是對再現(如樂譜和歌詞)進行符號分析的觀點,轉而認為音樂其實是人們藉由身體所體現的經驗的視角 (Revill, 2004) 。也就是說,音樂本身內涵了非再現理論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礎,而該理論又促成了近年地理學對音樂的認識的轉變。
  在非再現理論的視角下,地理學究竟是怎麼認識音樂的?Smith (2004) 以非再現理論的觀點將音樂概念化為「展演」 (performance) 。從展演的角度來看,表演者展演音樂所具有的意義,不在於其如何忠實呈現樂譜,而在於現場的表演者與觀眾們如何經驗該展演並從中獲得意義。空間,亦即音樂展演發生之處,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意義。換句話說,無論是參與者或其所置身的空間,其實是沒有所謂本質意涵的,它們是在實做 (doing) 音樂展演的過程中獲得意義的。另外,由於音樂展演包括了表演者、觀眾與他們所置身的空間,所以Smith認為音樂展演是不同關係所構成的動態網絡,並在展演過程中形成政治(例如音樂展演如何召喚人們與其生活地域的集體記憶作為認同來源)、經濟(例如演奏廳如何安排表演曲目並將其規範化,藉此打造吸引人的音樂商品)與情緒(例如音樂展演如何形塑人們的情緒並促使其行動)的空間,而其中又不可避免地涉及權力的討論。雖然Smith分項說明音樂展演所形塑的空間,但她強調三者之間並非涇渭分明的關係,彼此其實是相互疊合的空間。也就是說,音樂展演當下所生成的空間的意義是多重的。而這些多重的空間將在音樂展演的過程中(再)生產出參與者彼此的關係。
  對地理學來說,展演是很重要的觀點,因為它讓我們注意到某些感覺只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形成,以及時間和空間如何在展演的體現與表述行為中被創造出來 (Morton, 2005: 664) 。以「音樂展演」來概念化Asia Pop,有助於我們去理解G Star播放Asia Pop當下所生成的感覺,如何在夜店客們唱歌跳舞體現音樂的過程中形塑了當下的時間(作為熱門時段的Asia Pop)和空間(G Star),進一步讓我們瞭解到男同志們參與Asia Pop時,在這樣特定的時空中所形成的一種感覺上的身份認同。
  對夜店客們來說,在夜店中玩音樂所體驗到的感覺是到夜店的消費重點,正如Malbon (1998) 所言:

「音樂之所以扮演這樣重要的角色,在於它創造了氛圍,並成為夜店客上門消費的主要原因。不過所謂的氛圍不單由音樂所組成,還包括了與音樂產生互動的人群。而跳舞,則是夜店客回應音樂最為顯見的身體實踐是一種體現的表述方式 (p. 271) 。」

由於夜店客們登門消費的,相當程度上是由音樂以及透過音樂與人群的互動過程中所形塑的氛圍。夜店客們所消費的氛圍其實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不只是來自音樂直接給人們帶來的聽覺經驗,更來自於人們玩音樂的過程中與他人互動所形塑的情感經驗。例如在我的田野調查中,有些夜店客向我提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並未對其同志身份有所意識,但當他們參與Asia Pop的時候,便會因為Asia Pop中的MV舞有很多很娘很騷以及現場與其他同為同志的客人們齊舞的動作,進而覺得跳舞當下的自己「很gay」。
  對於上述這樣的音樂經驗,我借用Tan提出的「情感的異性戀性」 (affective heterosexualities) 來概念化夜店中的音樂文化與個人的性/別身份建構之間的關係。Tan取徑女性主義與非再現理論,以新加坡地區的(異性戀)夜店所推出的「淑女之夜」 (Ladies Night) 為例,探討情感的異性戀性如何經由夜店裡的燈光、酒精與音樂等設計所驅動、湊組,聚焦分析夜店客們狂歡熱舞時與他人的互動中所形塑的對於自身作為一名異性戀的情感經驗。這種情感是一種總是處於流變的經驗。所謂的情感的異性戀性,指的便是「『成為異性戀』 (becoming heterosexual) 這種感覺是在舞蹈身體間所傳遞的情感強度 (p. 719) 」。而夜店則是夜店客們展演其情感的異性戀性的空間。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空間觀並非把夜店當成是一種容器,彷彿只是把空間定義成事件發生的所在而已。事實上,這個空間對於個人的行動及其性/別身份的建構是有作用的。Tan在其研究案例中即指出,夜店透過各種空間的安排來促成淑女之夜應有的情感效應,例如環境佈置、酒類飲料的促銷活動以及DJ所播放的舞曲音樂等,「讓夜店客們的身體在情慾方面可以輕易地去影響他人與被他人影響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  (p. 724)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探討夜店客的性/別身份的建構時,不能忽略夜店空間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我剛剛說的,由於我探討的是同志夜店的音樂文化及夜店客們的同性戀性的建構,因此我把Tan的概念轉寫為情感的同性戀性 (affective homosexualities) ,來作為我主要的分析概念。然而,與Tan對淑女之夜所進行的分析不同的是,我認為「再現」的分析視角在Asia Pop的相關討論中是非常重要的。Tan指出,音樂經驗(例如舞蹈)所構成的「情感的異性戀性」是無法透過再現的文化象徵系統來理解的 (p. 719) 。雖然Tan以非再現理論探討人們置身夜店的音樂經驗,試圖補捉人們展演音樂的過程中難以言語的主體感受,相當程度上是對過去文化地理學強調歌詞文本的再現分析的方法論進行反思,但如此一來卻又忽略了文化再現如語言與視覺影像對舞蹈經驗所造成的影響[2]
  我認為,文化再現的分析在Asia Pop及其同性戀性的建構的討論中是很重要的。我有三個理由。首先,Asia Pop在圈內的脈絡中有明確的性/別符碼。由於Asia Pop裡大多數的舞曲音樂來自女性歌手,再加上其音樂內容常指涉少女情懷般的戀愛情節,其舞蹈也多強調胸部和臀部的曲線動作,當夜店客們登台大跳MV舞、忘我融入Asia Pop的時候,容易讓人以為他們是具「少女心」因而喜歡聽女歌跳女舞、愛好扮女人的性/別主體。這些在台上跳MV舞的夜店客們容易被貼上C妹的標籤。
  再來,Asia Pop的舞蹈是一種與該舞曲音樂的歌詞內容以及MV影像的視覺意象緊密結合的舞蹈類型。以韓流MV舞為例。用一般的舞蹈分類來說,韓流MV舞屬於Free Style,也就是融合各類曲風於其中,不過又有明顯的LA Style的特色。所謂LA Style是指舞蹈的動作與拍點均跟著樂曲中的歌詞安排而定,例如假設有句歌詞是「我想跟你說」,那麼舞蹈動作就會呈現出「我想跟你說」的感覺,該動作的拍點也會落在歌詞上,而不是在樂曲的節奏「1m2m3m4m[3]本身。韓流MV舞中有許多動作像LA Style那樣按歌詞意義進行編排,但這些舞步的拍點是落在樂曲本身的節奏上,例如少女時代的〈Mr. Taxi〉,其中副歌按「1m2m3m4m」的節奏不斷重複著「Mr. Taxi, Taxi, Taxi…」,一個「Taxi」意謂著一個全拍「1m」,舞者的動作便是模仿計程車司機手握方向盤右轉左轉,然後屁股也跟著「Taxi」左晃右晃完成一個全拍(圖2)。因此,韓流MV舞的舞步動作可以說是根據歌詞並配合音樂節奏所設計出來的。

(圖2)少女時代在其作品〈Mr. Taxi〉中手握方向盤的招牌舞蹈動作
資料來源:非QQ香菇頭 http://www.qqxgt.com/tuku/22865.htm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MV舞其實是一種模仿文化。夜店客們平時多是透過上網反覆觀看MV學習舞步。有些比較講求舞藝的夜店客還會揣摩歌詞的意境並嘗試在跳舞時把「那種感覺」給表現出來。我的報導人大炳即是一經典案例。由於Asia Pop中常聽到的韓文歌大多是描述少女陷入熱戀的心情,因此當大炳在跳這些舞的時候,以少女為主體的歌詞內容便會與他的性/別身份產生共鳴,進而影響其舞步。大炳描述其展演Asia Pop的經驗時說:

我看歌詞抓感覺跳舞。現在很多人都把韓國歌翻成中文,我沒事的時候就會拿出來看看,揣摩一下。這些女生的韓國歌常常講的是一種戀愛的啊哥哥快來上我之類的事情,就是期待別人來追我的感覺,所以我跳舞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情緒在。我常常跳著跳著就會覺得好想要有男人來上我(開始一臉陶醉然後摸著自己的胸扭來扭去),我就開始很有性慾,屁股的動作就不知不覺變得比較誇張,然後想說該回家去做愛了。

  正是以上這三個理由,我認為我們無法不注意「再現」在男同志們展演Asia Pop的過程中所發揮的效力來探討其「C/娘」情感的同性戀性的建構。而從剛剛的討論中可以知道,夜店客們展演Asia Pop的過程中,其性/別身份的感覺形成與再現息息相關。無論是該音樂本身的舞步設計也好,又或者是夜店客們對MV舞的學習方式也好,都是如此。因此,Tan根據非再現理論所提出來的理論概念,我們必須要對其做一點再現分析的補充,方能用以準確呈現 G Star 的夜店客們展演Asia Pop及其性/別身份流變的動態。

小結
  對於作為夜店的音樂與性/別文化的Asia Pop,地理學提供了適切的分析視角與理論工具。當我把這些思想資源與田野資料兩相結合後,我發現地理學為我所參與其中的Asia Pop的故事給清楚地架構出來。在這個層面上,地理學之所以有意義,或者說某個研究何以能夠算是地理研究的這個問題,其重點並不在於該研究處理的究竟是不是一個地理議題,畢竟所有的議題都可以是地理議題。我認為,真正的重點在於地理學如何作為一種有用的觀點,幫助我們把做田野過程中所蒐集到的故事給說清楚。正是在這一點上,地理學是有意義的。也因為如此,我在這裡也才是有意義的。
  行文至此,這篇文章也已經來到89000字左右的篇幅。對於一篇要放在《地理眼》的文章來說,算是非常長,長到可能超乎了主編的預期。雖然說文長本來就是我的風格,但我在寫作過程中不斷想起我過去沒能好好在夜店裡回應報導人們的那些問題,如今總算有了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長久以來因為沒能好好回答問題的缺憾,在此也算是有所補足。我希望報導人們對於我的說明感到很滿意。不過希望歸希望,若依照我這幾年對我的報導人們的瞭解,他們聽了我給的詳細回覆之後,應該會對我大翻白眼,然後笑著說:「來來來,喝完這杯再說吧!

參考文獻
1.      英文文獻
Anderson, B. & Harrison, P. (2010). The promise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In B. Anderson & P. Harrison (Eds.), Taking-pla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geography (pp. 1-34). Farnham: Ashgate.
Binnie, J. (2007). Sexuality, the erotic and geograph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pedagogy. In K. Browne, J. Lim & G. Brown (Eds.),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 theory, practices and politics (pp. 29-38). Aldershot, Hampshire; Burlington, VT: Ashgate.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Hubbard, P. (2008). Here, there, everywhere: the ubiquitous geographies of heteronoemativity. Geography Compass, 2/3, 640-658.
Johnston, L. and Longhurst, R. (2010). Space, place, and sex: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Lorimer, H. (2005). Cultural geography: the busyness of being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1), 83-94.
Malbon, B. (1998). Clubbing: consumption, identity and the spatial practices of every-night life. In T. Skelton & G. Valentine (Eds.), Cool pl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 cultures (pp. 266-28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Morton, F. (2005). Performing ethnography: Irish traditional music sessions and new methodological spac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6(5), 661-676.
Nash, C. (2000). Performativity in practice: some recent work in cultu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 653-664.
Revill, G. (2004). Cultural geographies in practice: Performing French folk music: dance, authenticity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Cultural Geographies, 11, 199-209.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Smith (2004). Performing the (sound) world. In N. Thrift & S. Whatmore (Eds.), Cultural geography: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90-11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Tan, Q. H. (2013). Flirtatious geographies: clubs as space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ffective heterosexualities. Gender, Place &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20(6), 718-736.
Thrift, N. (1996). Spatial formations. London: SAGE.
Thrift, N. (1997). The still point: resistance, embodiment and dance. In S. Pile & M. Keith (Eds.), Geographies of Resistance (pp. 124-151). London: Routledge.
Thrift, N. & Dewsbury, J. D. (2000). Dead geographies and how to make them liv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 411-432.

2.      影視資料
Michael Scott Robinson2012.2.10)。G*star Taipei Gay Club Choreographed Dancing。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e6jkuUANNc(瀏覽日期:2015.2.20
Piopi2010.7.6)。康熙來了 2010-07-05 彩虹時代上全台另類舞蹈大集合。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2Q5iki4gM(瀏覽日期:2015.2.20
QQ香菇頭(2014.10.22)。少女时代最裸的mv是。取自http://www.qqxgt.com/tuku/22865.htm(瀏覽日期:2014.11.25






[1] 關於Asia Pop的現場狀況,可以點擊以下連結觀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e6jkuUANNc [瀏覽日期:2015220]
[2] Nash (2000) 曾對非再現理論所詮釋的舞蹈概念提出批判,認為這個強調身體實踐 (body-practice) 的非再現理論似乎落入「思想 vs. 行動」與「心 vs. 身」的二元論。Nash批評,Thrift透過對舞蹈的討論來解釋身體實踐及其過程中所湧現的不可認知性(如情感等)來相對於總是可知曉、可意識的再現分析取徑時,卻忽略了他自己所強調的脈絡是在互動中具主動形塑與被形塑的積極意義,使得他所談論的舞蹈彷彿脫離了文化脈絡如語言與視覺影像的效力而存在,如此一來便令非再現理論拒斥了再現的建構作用,陷入了思想與行動的對立危機。對此,Nash以舞蹈理論與表演研究的文獻為例,說明舞蹈雖是透過身體實踐而具有外溢於可認知性範疇的意義,但同時間舞蹈亦無法脫離語言、美學、文化、政治與經濟脈絡的影響。
[3] 所謂的1m2m3m4m是舞者們教學舞蹈時用來數拍子的常見用語。數字代表正拍,m代表反拍。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